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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错论伐蜀写作背景

  从为秦国建立“王业”的目的出发,就秦国当前的主攻方向问题,张仪与司马错展开争论。辩论双方在论证各自主张时,都紧扣“利弊”二字,阐明自己的观点。

  张仪力主“伐韩”。出兵三川,进逼周室,“据九鼎,按图籍,挟天子以令天下”,一举称霸,功大利近。他描绘的前景,颇为诱人。正面论证伐韩之利后,再从反面论证伐蜀之弊。蜀地偏僻,戎狄之长,荒远贫瘠。胜了,“不足以成名”;取地“不足以为利”。无名无利,且“敝兵劳众”,其弊大矣。

  司马错主张“伐蜀”。先以“不然”二字斩钉截铁地否定了张仪伐韩的主张。然后正面立论,指出建立“王业”的三个前提条件:地广、民富、德博。而秦国的现实则是“地小民贫”,“地小”则需广地,“民贫”则需取财,欲“德博”则需树美名。基于当时的客观现实情况,应先选择易于成功的事做。接着从正反两方面进行纵深论述,一一揭示伐蜀之利,攻韩之弊。先论伐蜀的有利条件:“西僻之国”,“戎狄之长”,“桀纣之乱”,伐蜀适逢其时。既有攻伐的口实——“禁暴止乱”,又有必胜的实力——如“狼逐羊群”。终言其利:取地、得财、获美名,一石三鸟,何乐不为?然后从反面揭示伐韩之弊,不仅得恶名、无实利,还可能使秦处于被动危险的境地。对周、韩、楚、魏四国的政治交易与联合抗秦,虽属推论,却切近事实。伐蜀“易”而有利,伐韩“危”而多弊,立论坚实,分析透辟,很有说服力。

  二人的论辩风格大相径庭:张仪蹈空踏虚,高谈阔论,词语华美,耸人听闻,颇具诱惑力;而司马错则沉着冷静,注重实际,不以放言高论蛊惑人,而是实事求是,以理服人。张仪纵横家的风采与司马错务实政治家的风范,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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