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祭鳄鱼文》，《韩昌黎文集校注》中原名《鳄鱼文》，但在《古文观止》中，则用此篇名。这是由于不少论者认为这是一篇祭文，或是一篇对鳄鱼的檄文。因此自觉不自觉地将《鳄鱼文》写成《祭鳄鱼文》或《驱鳄鱼文》。（陈新璋《也谈韩愈驱鳄及其“鳄鱼文”》）

　　公元819年（唐宪宗元和十四年），韩愈因谏迎佛骨，触怒了唐宪宗，几乎被杀，幸亏裴度救援才被贬为潮州刺史。据《新唐书·韩愈传》说，韩愈刚到潮州，就听说境内的恶溪中有鳄鱼为害，把附近百姓的牲口都吃光了。于是写下了这篇《祭鳄鱼文》，劝戒鳄鱼搬迁。不久，恶溪之水西迁六十里，潮州境内永远消除了鳄鱼之患。这一传说固然不可信，但这篇文章仍不失为佳作，体现了韩愈为民除害的思想；文章虽然短小，却义正词严，跌宕有力。又，一般祭文的内容都是哀悼或祷祝，此文却实为檄文，如兴问罪之师，这也是韩愈为文的大胆之处。正如曾国藩所评：“文气似司马相如《谕巴蜀檄》，但彼以雄深胜，此以矫健胜。”

　　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载：“初，愈至潮阳，既视事，询吏民疾苦，皆曰：“郡西湫（深潭也）水有鳄鱼，卵而化，长数丈，食民畜产将尽，于是民贫。居数日，愈往视之，令判官秦济炮一豚一羊，投之湫水，咒之。……咒之夕，有暴风雷起于湫中。数日，湫水尽涸，徙于旧湫西六十里。自是无鳄患。”正是这一百来字的记述，加上韩愈的《鳄鱼文》，就在“韩愈驱鳄”这件事上，千百年来引发了学人几无穷期的纷争，历来褒贬不一。褒之最高的，当推苏东坡，贬之最低的，应是王安石。

　　许多文人学士对韩愈驱鳄称颂备至。苏东坡在韩碑上赞扬韩愈：“约束鲛鳄如驱羊”， “能驯鳄鱼之暴”。明宜德年间潮州知府王源《增修韩祠之记》中称颂韩愈“存恤孤茕，逐远恶物”。清代楚州人周玉衡则在《谒韩文公祠》诗中说：“驱鳄文章非异术，化民诗礼亦丹心”。至于潮州的民众与学人则更抱赞赏与感激的态度。因此，驱鳄行动成为宋代以后潮人尊韩的一项重要内容。清乾隆间人李调元在《题韩祠诗》中写道：“官吏尚镌鹦鹉字，儿童能诵鳄鱼文。”

　　王安石在《送潮州吕使君》诗中告诫当时的潮州太守吕说：“不必移鳄鱼，诡怪以疑民。”后世批判审问者很多，言辞越发激烈。胡他的《白话文学史》中指出：“鳄鱼远徙六十里的神语，是韩愈自造的。”1979年，吴世昌则在《重新评价历史人物--试论韩愈其人》中评说《鳄鱼文》“真是中国文学史上弄虚作假、欺世盗名的一篇杰作，这样的神话实在编得拙劣可笑，无聊之极”。郭朋在《隋唐佛教》中甚至说韩愈“堂堂一代大儒、朝廷命宫，竟把一种浑浑噩噩的野生动物，当成谈判的对象。要同他们进行‘谈判’已经是愚不可及了，而最后那种‘选材技吏民，操强弓毒矢’的劲头，简直就是古代中国的‘堂·吉诃德’了！”